走在午夜的街上，入秋，我紧一紧披在身上的外衣，手插入口袋继续向前走着。夜很静，路上几无人影，车偶有呼啸而过。街边的店都紧锁着大门，一些玻璃橱窗深处透出微弱的光。广告灯箱一直亮着，光线稳定而均匀，仿佛自世界诞生以来这光就一直存在着，而世界则永远是黑夜。昼时柏油路积攒的热量在这时挥散开去，形成氤氲的雾气，让呼吸带着潮湿。忽有一人从街边奔突出来，提携着公文包赶上一辆的士，然后消失。转过街角，长长的道路铺向远方的灯火处——夜宵铺子还未收摊，三五人一桌，三五人一桌，喧哗吵闹的声音被湿润的空气吸收尽，就好像眼前所见不属于这个世界一般。走近，地上满是狼藉，等待着清晨保洁人员的打理。空气没有记忆，不能像我述说不久前这里的人声鼎沸。红绿灯机械的变换着颜色，路灯尽责的照着脚下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土地，而光线则极力的向远方穿透。汽车驶过，往日刺眼的远光灯只从行道树施舍给的缝隙中吐出一道道粗细不一的光柱。地面变得潮湿，雾气愈发浓重。走进校园，两旁汽车安静的停着，车上满满都是水汽凝结在上的水珠，水珠越聚越大沿着汽车车窗滑落下来。就好像桑拿房里一个一个静坐着的洗浴的人，沉默，闭着双眼，任毛孔张开，汗珠爬满皮肤。汽车边站着三五个吸烟的人，也是沉默。万籁俱寂，脚下的鞋子和大地轻微的摩擦。雾气下沉更多了，上层的空气变得透明起来。植物也是，枝条叶片都潮湿着，待到清晨太阳升起前的降温就会变成一层薄霜吧。就好似燥热中的隐忍，冷汗。

生活是异乎平静的，平淡。不会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件。我们谈论着，有的，没的。一个个感情色彩的词汇都被时间过滤，最终变成中性的名词零散的被置弃在墙角，脑中的角落。

我极度的不自然的寂寞感，是什么原因。和陌生人的闲谈，和熟识者的寡言，逃避，重生是什么，不过是循环罢了，却被不真实的幻想所吸引。我不相信爱情麽，或许是吧，又或许不是。内心的火欲爆裂出来，我以大声朗读压抑着，找不到合适的出口。我的朗读的声音通过颅骨内的传递以一种和传递给他人耳中不一样的方式传递给我自己，和曾经读此文章的人的声音在那些个特定的词汇，停顿，抑扬上出现共振，然后消散，又共振，然后和作者契合，分离，再契合。

同行的C和G闪烁迷离的笑像是掩饰着什么，我猜不透。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近几日只是乘得短暂的假期得以回家，出行前购得杂志《天南》创刊号一期，随编者所引进入的“亚细亚故乡”专栏又重新让我低下头俯身去审视脚边的泥土了。说起泥土，又回想起北岛一文《纽约变奏》里的场景——“纽约人是不会想到地平线的，这事儿生来就和他们无关。如果我在加州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话，那么在这儿肯定是纵向的。”现在置身于繁华都市上层惴惴不安的一十二楼，走出阳台宛若漫步云端，却正如父母不经意提到家中再难寻桂花香了。
　　
　　杂志打开了一个入口，让读者再一次观看脚下这片土地，以开篇对大坝的议题抛出一连串问号，忙不迭的追逼斥责着读者的良心。好在编辑的善良，不仅用日本和泰国的纪实找回了人与大地的联系，还描摹出了“中国乡村建设者的群像”，给人以希望。
　　
　　当初在阅读阿兰达蒂·洛伊对印度政府和社会的对大坝的控诉之时，我正坐在高速驶回杭州的大巴上，公路两旁是长三角富庶的农村景象，较之当年巴黎境内的火车窗外的景象毫不逊色。但是我清楚车窗外的风物在百里千里之外便大相径庭，去年清明火车北上帝都之时便看着火车车窗外颜色由绿至黄绿最后逐渐一切都被蒙上一层厚重的土黄色。我没有进入过中国，一直在边缘的地方游走仿佛置身自己于高阁之上；我希望进入中国，走进一个更加真实的非加工过的“中国”。中国二字在我的脑中定义更偏向似黄土地上蒙着风尘的农人形象，一如”锄禾日当午“，中国的男子的形象；而江南，或整一南方疆域则大抵是中国女子形象的缩影。
　　
　　印度和中国相似之处很多，文中所提大坝——我已记不得文中涉及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水坝，都无外乎让我联想到三峡，联想到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文中的控诉通过这种自然而然的联想不断的晃动三峡大坝在我脑中的固有形象：新闻联播中兴奋的播报员和那些只留下背影的背井离乡的农人；大坝合拢时欢呼的工程师和黯然叹息的文人学者。这样的形象塑造无疑将大坝本身置于级贬的位置，显然有失公允，毕竟，未来如何还未成定数。但由大坝所见的并非人类妄图改造大自然的傲慢，而是人类离弃其生长伊始的根基和牵系才是真正令人悲哀的。
　　
　　小川绅介所言的“吃米的人”一说很是赞成。简单说来，“吃米”本身就告诉你你不是“流浪者”，这正是前些日子提到北岛在外漂泊自觉流浪若萍的原因吧。电视前端时候报道水稻杂交新的成果事宜，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低袁隆平教授的意思，只是时常会为土地本身担心：这一亩一亩的土地到底能被人类挤榨出多少价值。也许只有这些不懂得科学的感性的读书人才会幻想出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国度，而真正愿意为之付诸于行动的那些乡建者才理应是我们这些抱怨牢骚满腹的所谓愤青学习的榜样和标杆吧。
　　
　　是的，那些只知发出怨艾国家、政党声音的年轻人自诩是高觉悟高文化的，却鲜有如梁鸿《行动在大地》一文中所涉及的任何一人的行动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我大学至今未能有一次完整支教经历当是让我深感遗憾的。走近产出生命的大地，走近离此泥土最近的孩子们的周围，切身提供教育的支援和帮助，这些都是支教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体悟；但不止于此，也许只有起码三个月抑或半年一年的与大地生活在一起的经历才能让你明白你所做的并不是施舍、奉献或付出，而仅仅是那么微不足道的感恩和回报。乡建是要去扭转这个已略畸形的社会结构，重新在人们（无论是农人还是城市人）心中根植下大地的这个概念。我想这应该是乡建真正的目的所在。
　　
　　之后的四边文章仅读了前两篇回忆类散文。后面的小说就真不符合口味。这样的文艺类杂志在市面上愈来愈多了，倒也是件好事。

北岛的《午夜之门》展现给我的是一个群像——一个个动态的发生着的故事，在这个海外中国文化圈中的生态。在孟悦的卷首语中，她将《午夜之门》和费里尼的电影剧本《大路》进行比较，寻找到了那种“流浪”和“流浪者”的灵魂。“与旅游或漫游不同，‘流浪’是人之间的离弃、被离弃乃至自我离弃造成的”，孟悦认为，《午夜之门》是“流浪这些流浪者，流浪者找流浪者，流浪者认流浪者”的故事。北岛其人本身，就在这个星球上流浪，与各式各样的人相遇分离，在此过程中将每个人描摹下来。这种描摹的过程本身不止是一种写作，也是一种对他人、对自我的认知的过程，“离弃”感的汇聚中反而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归属感和自我“流浪者”的身份的认同感。

之前浏览过北岛的《时间的玫瑰》，对其文字翻译的雕琢把握颇有印象。而本书则更多了对作者本人的形象和故事的熟谙。作为一个“诗人，业余的”，也作为一个有着公众身份的作家和一个女儿的爸爸，他的生态和他周围人的生态是有其独特的。孟悦将本书归至“不惜以当代繁华世界为舞台的心灵流浪者、“荒人”、流民、新底层为情感主体的创作，和许多以其他方式介入当代生活痛痒的创作一道，成为走到后现代人狭小的心灵之外，寻找家园、寻找亲友、寻找生命和自由的先行者”。当然此话可能略过一些，作者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真正通过心与心之间的对话和平实却有力的文笔将普通人心中的“流浪”情怀给挖掘出来，与之产生共鸣。而这种沟通时的了无障碍，和赤诚，和深入，正是现代社会的流于表面浮光掠影般的浅层交流所丧失的。

《辑一》中按照几个地点分述了纽约、巴黎、布拉格、加沙和戴维斯的人事风物。这种“自由放牧”所带来的裨益真是作者认为“旅游正在成为一场人类灾难”的原因。草草的走一遭“如同戏法，它把假的变成真的，历史变成现实，游客变成居民，白昼变成黑夜，哭变成笑，或者刚好相反”。而文化生态本身便被扭曲忽视了。《午夜之门》一文中提到了一个中国小伙子，哈佛社会学毕业，印度做过义工，然后来到加沙这个与战争为邻的地方实习，这种“脱离主流文化走出物质生活的边界”的行为我自惭形秽。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观里，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不值得被记录的，他们被埋没在社会中，不对其余的生命有任何的影响。而真正能脱开主流价值观束缚的有着一颗博爱的心和向危险、未知和痛苦迈去的双脚的人才值得尊敬和骄傲。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因为北岛笔下的描述让正在准备申请的自己产生一种陌生的好奇和亲近。一个小伙因为北岛而报考这里，可还没等学生到老师已被解雇。他对北岛说，他要建一座城把艺术家都养起来。当然八成是一个玩笑，这个满脑子乌托邦梦想的小鬼的肖像却如此充满活力。而自己这样的宅居于实验室面对厚厚几叠论文的理工科学生来说，这种对未来的浪漫幻想又是否还会存在，又是否还有一批充满魅力的导师值得我们去为自己的梦想追随。

《辑一》的最后一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用以概括此书和北岛的心情亦再好不过。人与人相知，便是寻找相互之间的契合点，以解答自己所不能解答的问题，告诉自己不寂寞，和给予自己一个人走下去的勇气与决心。然后我想起曾经在学校和一心理辅导老师闲聊，她说起她也颇乐意去了解不同人的生活，但是我从她的眼中没有看见那种强烈的光，没有了这种灵性的光辉各种闲聊都停留在了市井妇女的东拉西扯那些乏味无聊的事务中去了。

晚上回到寝室，在门口所拍。之前那只白猫正踮着脚双爪扒在垃圾桶边缘使劲的探头寻找着。忽然的有一种同为生命，生活皆不易的同感。和它一样，我也只是群像中的一员，也许也是一个挣扎着放牧心灵的流浪者吧。